文︱陆弃
日本政治正在经历一次并不喧哗，却持续加速的方向偏移。高市早苗执政以来，一系列有关历史、对外关系与安全政策的表态不断叠加，逐渐构成一种清晰而令人不安的轮廓。它不只是修辞层面的右倾，而是通过政策、预算与叙事同步推进，将日本引向一条高风险轨道。这种变化，已经开始在日本国内引发警惕。
来自学界的批评尤为尖锐。日本法政大学前总长田中优子公开指出，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已经严重损害中日关系，并对日本经济造成了现实冲击。这种判断，并非情绪化的立场表达，而是基于日本当下经济结构与对外依赖的冷静评估。
田中优子提到的“经济影响”，并不是抽象概念。中日之间的贸易受阻，中国游客赴日人数下降，相关行业的压力正在显现。对一个长期依赖出口与入境消费的经济体而言，对华关系的持续紧张，意味着成本上升与机会流失并行。日本本就面临人口老龄化、财政负担加重、内需乏力等结构性难题，在这种背景下，主动制造外部摩擦，无异于给自身经济叠加额外重量。
展开剩余74%更深层的问题，在于高市政权对安全议题的处理方式。不断抬升防卫费、加速军事扩张，被包装为“应对威胁”的理性选择，却在实际操作中不断突破战后日本长期形成的安全边界。田中优子警告，这种路径正在把日本推向危险边缘。危险并不只来自外部，更来自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遗忘。
她的警告中，提到了一个日本社会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忆。九一八事变并非偶然失控的冲突，而是日本方面主动挑起事端，却在叙事上反转责任的结果。田中优子指出，如果局势持续恶化，甚至可能重演一种熟悉的逻辑：在对方并未采取行动的情况下，日本率先制造紧张，随后再将责任转嫁出去。这种逻辑一旦成形，战争便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极端，而是被一步步合理化的选项。
这一警告之所以沉重，正在于它并非来自外部批评，而是日本内部的反思声音。田中优子直言，如果当下的军国主义倾向已经在进行类似盘算，那么结果必然指向战争，而战争本身就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危险。在她看来，高市政权并不是简单地“走偏”，而是可能从根本上毁掉日本。
将这些判断放回现实背景中，可以看到高市政权的政策并非孤立存在。防卫费的快速攀升，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形成呼应，庄闲和游戏也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试图“摆脱战后体制”的长期目标相契合。在这种合力之下，军事能力被视为国家正常化的象征，历史克制则被重新定义为束缚。
问题在于，日本所处的地区环境，与这种叙事并不匹配。东亚的稳定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相互克制与经贸依存之上。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，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循环的重要支点。当政治对抗凌驾于现实利益之上，受损的并不只是双边关系，而是整个地区的安全预期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从中国视角看，日本当前的危险转向，并非被动回应外部变化，而是内部政治选择的结果。中国并未采取任何激进行动来迫使日本扩大军备，相反，地区紧张更多源自日本在历史与安全议题上的主动突破。田中优子的担忧，正是在提醒日本社会：将不安投射为威胁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。
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，正在为这种选择提供现实注脚。贸易不畅、游客减少，只是最直观的表征。当信任被消耗，修复成本往往远高于破坏成本。日本若继续在对华关系上制造不必要的对立，经济承压将成为长期状态，而非短期波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警告并非孤立个案。日本社会内部，对军事扩张的质疑声音正在增加，只是未必都能进入主流政治议程。在强硬叙事占据上风的环境中，理性提醒往往显得微弱，却恰恰因此更具价值。
高市早苗的言行之所以引发争议，不在于她提出了不同意见，而在于她所代表的方向，正在系统性地侵蚀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安全资产——克制与可信。失去克制，意味着误判概率上升；失去可信，意味着任何行动都会被放大解读。
当日本国内学者开始公开使用“毁掉日本”这样的表述，本身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。这不是外界强加的标签，而是来自内部的预警信号。它提醒人们，真正的风险，并不总是以剧烈冲突的形式出现，更多时候，是在一系列看似合理的决策中悄然累积。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却会在相似的心态中留下回声。日本正站在一个需要自我审视的节点上，是继续沿着军备扩张与对抗叙事前行，还是重新回到以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路径，答案并不取决于外部压力，而取决于自身选择。
发布于：江苏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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